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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知道金庸 但你不一定知道他为什么叫金庸

发布者: admin | 发布时间: 2018-10-31 09:18| 查看数: 2100| 评论数: 0|帖子模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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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凰网讯 据港台媒体消息,2018年10月30日,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,享年94岁。


另据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播报,金庸先生的次子今日向媒体透露过,金庸先生离世时很安详,家人都在身边。




1955年2月的一个夜晚,冷冬还未过,暖春亦未到。一个男人刚完成了他小说的开头,还缺一个笔名。交稿时间快到了,他突然灵光一闪,把他姓名最后一个字“镛”一分为二,是为金庸。

自此,世人大多只知金庸,而不知查良镛。

查良镛,是谁?

是徐志摩的表弟。

是钱学森的表小舅子。

是诗人穆旦的堂弟。

还是琼瑶的三舅妈的堂弟。

但这只是他的一部分。

金庸本名查良镛,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海宁,1948年移居香港, 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,香港著名的政论家、企业家、报人,与黄霑、蔡澜、倪匡并称“香港四大才子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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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,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,取其中14部作品名称的字首,可概括为“飞雪连天射白鹿,笑书神侠倚碧鸳”,外加一部《越女剑》。“凡是有华人的地方,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。”金庸继承了古典武侠技击小说的写作传统,又在现代的阅读氛围中对这一传统进行了空前的技法与思想革命,开创了“新派武侠”的风格。六十年来,其作品在风靡了全球华人世界的同时,也使中国特有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。


出身海宁查家,与穆旦、徐志摩和琼瑶都有亲缘关系

金庸是海宁査家的第二十二代孙。海宁查家的家族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,是真正的“以文为业,书香传家”。查家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:兴盛期在明清,共出了22个进士,康熙年间创造了“一门十进士,叔侄五翰林”的科举神话;雍正年间,海宁查氏传到第十一代和第十二代,因文字狱案,不准参加科举,家族进入静默期;到第十四代以后,重开科举,他们又中了进士,进入近代的复兴期。由此观之,金庸的横空出世并非偶然,而是家学渊源使然。


在近现代文坛,和金庸的名字联结在一起的,还有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:明朝中期,海宁査氏第三代中有一支迁往北京、天津一带,著名诗人穆旦(查良铮)正是“北査”的后代。他中学时开始写诗,翻译了普希金、雪莱、拜伦等文学巨匠的作品,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“现代诗歌第一人”。因为南北两地,查良铮和查良镛素昧平生,但两人的生命中有着惊人的巧合。查良铮是把姓“査”拆开成“木”、“旦”,然后用“穆旦”做了笔名;而查良镛则是将名“镛”拆成“金”和“庸”,用“金庸”做了笔名。金庸还有一位近亲徐志摩。海宁徐家也是望族,和査家结为姻亲,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,金庸唤徐志摩表哥。只不过坊间传闻金庸对表哥的为人颇有意见,从其笔下诸多负心薄幸的“表哥”形象便是明证。此外,其姑父为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、表姐为钱学森的夫人蒋英,台湾知名女作家琼瑶则是他的表外甥女,著名的古建筑“纠偏大师”曹时中是金庸的妹夫,已过世的北京德云社演员张文良本名叫查良燮,是金庸的亲叔伯兄弟。 真可谓一门煊赫,人才辈出。


自小博览群书,八岁对武侠着迷

查良镛出生的时候,查家还拥有3600多亩田地,租种查家田地的农民有上百户之多。所以,他的父亲查枢卿实乃“当仁不让”的大地主。因为家学渊博,海宁查家藏书十分丰富,“查氏藏书”在浙西一带很有名声。查家珍藏着900卷之多的《海宁查氏诗钞》雕版,是查文清生前编写的。这些雕版置满两间房子,查良镛和兄弟们把这些雕版当玩具,还时常钻到这些雕版之中捉迷藏。日子长了,对雕版上的诗词,查良镛也能耳熟能详,随意就能读出几句来。可以说,查良镛是在书堆中长大的。


他曾经回忆说:“家中藏书很多,我幼时虽看不懂,但找书却方便;而且不单有古书,也有新书,因为我的伯父、父亲、兄长都是大学毕业生。我自小与书为伍,培养出喜欢读书的基本性格,加上长辈的文化修养好,家里房产亦丰,生活不愁,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,闲来多是下棋、看书……”尽管那时查良镛年纪幼小,但所涉读的书籍已相当广泛。


在现代知识方面,查良镛称小学时代“得益最多,记忆很深”的,是父亲、兄长购置的邹韬奋所著《萍踪寄语》、《萍踪忆语》等世界各地旅行记,以及邹韬奋主编的《生活周报》。


八岁那年,查良镛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《荒江女侠》,“琴剑二侠”的行使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。这是查良镛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。之后,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小说,一睹为快。其后,他在当时相当流行的、上海出版的消闲性读物《红玫瑰》中读到平江不肖生的《江湖奇侠传》,另外,平江不肖生在《顺探世界》杂志上连载的描述清末民初武林真人真事的《近代侠义英雄传》,更使查良镛看得入迷。以后几年,查良镛看过武侠小说有好几十本,其中描写梁山好汉反抗官府的《水浒传》,写包青天安良除暴、一身正气的《三侠五义》及其续篇《小五义》、《彭公案》、《施公案》等等,看得查良镛如痴如醉。


叛逆少年,先后两次被中学、大学开除

1936年,金庸小学毕业,入嘉兴中学。1937年,抗日战争爆发,日军不时空袭嘉兴,11月打到城池下,师生徒步迁徙至浙江联合中学。凭天赋努力,他不仅数理化成绩优异,英语国文更出色,入高中后利用图书馆,他读了更多的课外书。初中三年级时,年仅15岁的金庸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,书名叫作《给投考初中者》,指导打算升初中的学生如何考试得高分。


1940年,查良镛模仿英国作家卡罗尔的童话小说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作《阿丽丝漫游记》一文,刊于壁报之上,影射权势在校长之上的训育主任沈乃昌是眼镜蛇,因此被开除。金庸回忆说:“学校开除,不但失却了继续求学的机会,连吃饭、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……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”。


7月,在校长张印通和同学好友余兆文帮助下,金庸得以转入衢州中学。这里生活很艰苦,常有敌机来袭,好在国文老师不错,图书馆不错,金庸的精神生活比较富足。1941年底,衢州中学闹学潮,反对训育主任,金庸积极参与,再次差点被开除。


1942年5月,金庸高中毕业,第二年去重庆,考上了国民党“党立的最高学府”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不收费,希望将来在外交方面为国效力。然而当时校内国民党学生“特务”横行霸道,学校纵容包庇,不加理会。金庸打抱不平,向学校投诉这些学生,进而对校方加以指责,又一次被勒令退学。


1947年在时任上海市法院院长、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(后并入华东政法大学)兼职教授的堂兄查良鉴的帮助下,他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的学历,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,于1948年毕业。


因《大公报》迁居香港:以笔名金庸连载《书剑恩仇录》

抗战后,查良镛始到杭州的《东南日报》当记者,4个月后,赶上上海《大公报》招聘国际新闻翻译,被录用。1948年3月5日,《大公报》香港版复刊,急需一名翻译,24岁的查良镛被暂派前往香港馆工作。在《大公报》香港馆任职期间,查良镛先后做过记者、翻译和编辑。


1950年,当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在内地被作为“反动地主”批斗时,他在香江也过着穷记者的日子。他向《大公报》辞职,满怀着做外交官的希望,只身北上来到北京。然而,在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和人事的刁难下,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再乐观,于是返回香港,回到《大公报》做国际电讯翻译和编辑。


1950年6月25日,朝鲜战争爆发,香港《大公报》《文汇报》这些左派报纸“一般不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,特别是关于朝鲜战争的消息,更是拒用外电”。可是新华社的消息来得比较慢,为了及时报道战况,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考虑办一张“灰色”的晚报。10月5日,《大公报》分出部分人力创办《新晚报》。


1952年,查良镛转入《新晚报》做副刊编辑。这是他踏入报界后第一次大量写作副刊文章,为此起了“林欢”“姚馥兰”等笔名。他说,“姚馥兰”就是英文YourFriend(你的朋友)的谐音,因当时副刊男性色彩偏重,他想以一个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来写影评,冲淡一下。查良镛说自己本来是电影的门外汉,只是由于工作中要处理关于电影、戏剧的稿件,有时还要自己动笔写,故除了阅读理论书,他几乎每天都流连于电影院。电影看多了,影评写多了,他甚至动手写起了电影剧本。1953年,他将郭沫若的历史剧《虎符》改编成电影剧本《绝代佳人》。那段时间,他还为电影歌曲填词, 为长城电影制片厂写剧本,《兰花花》、《王老虎抢亲》等编剧即为金庸(林欢),其中《王老虎抢亲》还使他过了一回导演瘾(与胡小峰合导)。


1953年,两位著名拳师──太极拳掌门吴公仪与白鹤拳师父陈克夫大师打擂比武,由于香港法律禁止武师之间决斗,遂移师澳门举行。想不到香港竟有数万人乘船过海,日夜观战,盛况空前。香港各报都予以大版报道,风行一时。《新晚报》由此获得启发,便在副刊上试辟武侠小说连载专栏,约请能编能写的副刊编辑陈文统、查良镛出阵,陈文统以笔名梁羽生写第一部武侠小说《龙虎斗京华》,查良镛以笔名金庸写第一部武侠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,结果一炮打响,《新晚报》一时间洛阳纸贵,销路倍增,梁羽生、金庸亦因此声名大噪。《新晚报》之外,他又开始在《商报》连载《碧血剑》,之后是《射雕英雄传》。


1957年夏天起,内地形势骤变,反右运动呼啸而来,千千万万知识分子落入“阳谋”陷阱,并波及香港,《大公报》的言论尺度也跟着内地局势的变化而变化,思想控制明显比过去加强。香港《大公报》已不是当年独立的民间报,而是一张不折不扣的左派报纸,政治色彩越来越浓,生性自由、喜欢独来独往的他感到格格不入,工作热情渐渐消失。


1957年冬天,他辞职离开《大公报》,“我离开左派报纸,是因为那里不能发表反对当时‘大跃进’错误路线的意见,这实在太违反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本意”。他多次自称个人主义者:“所谓个人主义,是相对于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而言。在某些政治制度中,当权者假借国家的名义,宣称为了国家或公众的利益,肆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,他们认为国家高于一切,个人必须为国家而牺牲。所谓国家高于一切,就是政府高于一切,也就是掌握政权之人高于一切,生杀予夺,为所欲为。个人主义者某种意义上,其实便等于是人权主义,也就是民权主义。”


创办《明报》:从小市民报章到知识分子报刊

金庸的武侠小说震动了文坛,具有出色的生意头脑的金庸见有机可乘,就于1959年借“大侠武夫”和“威名”创立了自己的报纸,是谓《明报》。早期的《明报》以小说及趣味资料为主,每日出版一张。35岁的金庸希望《明报》成为一份“走偏锋”的小报,利用小市民感兴趣的话题, 再配上他的武侠小说吸引读者,发家制富。


但《明报》创刊初期,亏空严重,这一情况随着《神雕侠侣》在《明报》创刊号连载开始扭转;1961年,《倚天屠龙记》、《鸳鸯刀》、《白马啸西风》开始在《明报》连载,1963年,《天龙八部》开始在《明报》连载;1972年完成《鹿鼎记》宣布封笔,金庸在退出侠坛仍称霸武林。

1960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变局为金庸的出人头地提供了机会,金庸拯救《明报》也靠的就是这个时候的社论。1962年,受“大跃进”影响,内地有大批人员偷渡香港,被香港警方堵截于上水梧桐山。由于事件敏感,《大公报》、《文汇报》等报都不予报道,《明报》却“莽莽撞撞”,大声疾呼,从是年5月12日起,几乎每天都作头版全版报道。“难民潮”事件之后, 《明报》一改报格,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、煽情新闻和马经的“小市民报章”,提升到一份为读书人、知识分子接受的报章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也为《明报》树立了“言论独立”的形象。当时《明报》开辟“北望神州”版,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,满足了香港人对大陆一无所知的需求。正是在“文革”中,《明报》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。也从此开始,金庸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英雄偶像。基于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考虑,金庸1966年创办《明报月刊》,自任月刊总编。后胡菊人出任总编,将《明报月刊》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,形成了一个全球高级学术刊物。 1968年,又创办《明报周刊》,经数年发展,也成为娱乐周刊中的佼佼者。


从1970年代开始,金庸成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。金庸的名言是:“人不为己,天诛地灭”“、少做工夫,多叹世界”,被人认为是“亦正亦邪”的文人。金庸有自己的理想,更有纵横捭阖的谋略,在香港是“马基亚维里型的知识分子”。金庸的“政治现实主义”使得他在台湾、大陆、香港和港英等多方政治势力的博奕中得到大家认可。


尽管《明报》与查良镛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常被人讥笑为“机会主义者”和左摇右摆的“墙头草”。但到1980年代《明报》已经被视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的知识分子报刊,赢得很高清誉。1981年,英女皇授予他OBE勋衔。撒切尔夫人首度访华,金庸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。他还出任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改制小组召集人,曾三次北上,会见过邓小平、胡耀邦和江泽民等许多中国最高层领导人。


1988年《明报》日销量已是11万份,1989年跃升到18万份。今天,香港报界的一些老大如《苹果日报》社长董桥、《信报》社长林行止、《东方日报》主笔陶杰等,都曾在《明报》干过。不少名专栏作家,如张小娴、亦舒等都是从《明报》出的名。 除了《明报》、《明报月刊》、《明报周刊》外,明报机构尚有一份《明报晚报》。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。


强烈的爱国心、永远相信自己是对的、政治上的实用主义、个人英雄式的竞争心理,金庸创造了文人办报不但不倒,而且极度成功的历史先河。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,前无古人,后启来者。也正因为这个奇迹,人们怀念金庸主政时期的《明报》。


婚姻爱情:三次婚姻一次暗恋

“问世间,情是何物,直教生死相许”,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、恩怨情仇。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过:“我的婚姻不理想,我离了好多次婚。”在纸上“笑傲江湖”的背后,他的婚姻曾两次破裂,心爱的儿子在美国自杀,这一切他都得一一承受。


杜冶芬:双木成林的幸福生活


金庸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爱情萌芽于1947年的杭州,那时他在《东南日报》工作,因主编幽默专栏而与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认识。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,邂逅了17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。第二天,他再度登门,送去几张戏票,盛情邀请杜家一起去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楼上观赏郭沫若编剧的《孔雀胆》。之后杜冶秋和父亲回上海去了,金庸却成了杜家常客,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。


1948年3月,《大公报》派金庸到香港工作,杜冶芬随他去了香港,当年10月他们在上海举办了婚礼,许君远是证婚人。金庸曾以“林欢”的笔名写影评、编剧本,这个笔名的来历,他本人没有作过任何说明,杜冶秋说,“林”是因为他们夫妇两人的姓氏“查”和“杜”中都有一个“木”字,双“木”成“林”,而“欢”是他们当时男欢女爱、生活幸福的写照。杜冶芬在香港的几年,金庸忙于工作,没时间陪她,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,生活过得不愉快。最后她独自回了内地,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。


金庸在《大公报》的其他同事说:“杜冶芬是杭州人,不懂粤语,在香港感到生活苦闷,加上当时查良镛收入不多,她在吃不了苦的情况下,离开查良镛。”金庸74岁时回忆这段不愉快的婚姻,依然眼含泪光地说:“是她背叛了我。”

朱玫:《明报》初创,共患难


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(又名璐茜),新闻记者出身,美丽能干,懂英语,比他年轻十一岁。两人相恋时,金庸还在《大公报》。1956年5月1日,他们在香港美丽华酒店举行婚礼,《长城画报》刊登了他们的结婚消息。


他们在半山缆车径(现在的坚尼道)2号租房居住,大儿子查传侠出生之后,金庸创办《明报》,筚路蓝缕,备尝艰辛,朱玫与他患难与共,成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记者,夜半渡口留下了他们夫妻的身影,还有一杯咖啡两个人分享等故事。那时他们已有二男二女,朱玫除了照顾孩子,每天还要给他送饭。1976年1月《明报月刊》十周年,明报王国颇具规模,他们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,最终走向离婚。


朱玫很能干,对工作很认真,甚至有点固执,两人时常因为工作大吵,或许伤了查的自尊心,于是出现了婚外情。据闻,金庸与这位女侍应感情发展一日千里,其后更在跑马地共筑“爱巢”。后来,朱玫发现了这个秘密,两人离婚。1998年11月8日,朱玫因肺痨菌扩散病故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,享年63岁。多年后,金庸说,如果可以补救的话,他希望可以对亲人好一些,对朋友好一些。在接受采访时,他脸带愧色地说:“我对不起朱玫……”


阿May:失意邂逅的女侍应


能与亿万富豪金庸白头偕老的女子叫林乐怡(洋名叫阿May),即金庸的第三任也是现任妻子。她认识金庸时才十六岁,比金庸小二十多岁。他们俩是在扎角丽池一间酒店里擦出爱的火花的。林姑娘那时是那家酒店的侍应。那天,金庸刚与第二任妻子吵过一架,正失意至极,就到那家酒店闷坐。金庸引起了林姑娘的注意。林姑娘想请失意的男人吃碗面,而那失意的男人也因此注意上了林姑娘。一见钟情,二人四目,相投不分。这就对不起朱玫了,再离婚,再结婚,并送小娇妻到澳洲留学。


她芳名林乐怡,长得很清秀高雅,但亦相当害羞,很怕见报,跟孩子们相处倒是很融洽的。金庸说:“我现在这个太太不是他们的母亲,但大家相处得很好。”在《明报》女编辑欧阳碧眼中,阿May跟两个女儿年龄接近,虽是继母,却不像是母女,倒像是姐妹。她们又说又笑,有时声音太大,反要丈夫喝止。


据欧阳碧的推算,两人的年龄应该相差三十二到三十四岁。被问及金庸和现任太太林乐怡“怎样维系良好的夫妻关系”,他坦言:“也没什么。平时她什么都很迁就我,到她发脾气时,我便忍住不回嘴。跟她的关系不算特别成功,又不算很失败,和普通夫妻一样啦。”


暗恋:为大明星夏梦做编剧


相遇夏梦,还是在金庸的第二次婚姻之前,金庸三十出头,光彩照人的夏梦让金庸心动不已。为了能常常见到夏梦,他去了夏梦所在的长城影视公司做编剧。金庸到了长城影片公司之后,取笔名“林欢”,为博得夏梦的欢心,他在工作上极其卖力。短短3年就先后创作了《绝代佳人》、《兰花花》等电影剧本,可谓是多产编剧了。


然而,金庸对夏梦的爱注定只能是柏拉图式的,因为此时夏梦已名花有主,早已嫁作商人妇,尽管她非常敬重金庸的才华和人品,也明白他对自己的心意,可是她深爱着自己的丈夫,只能把他视作知己,所以,金庸的这段个人苦恋注定没有结果。但他特别珍惜这短暂而美丽的爱,他在一篇散文中写道:“其实跟一个人交往,感觉很深刻。也不一定要天长地久,虽说爱情重恩义,但闪电式的爱情也有很惊心动魄的,二三天也可抵二十年。”


不久,他黯然神伤地离开了长城公司,并怀着失恋的痛苦完成了武侠名著《神雕侠侣》。细心的读者发现:《神雕侠侣》中“小龙女”的一颦一笑,似乎跟夏梦很相似。其实,金庸在“小龙女”身上寄托了自己对理想爱情的渴望和期待:梦中的“她”应该是那种兰心慧质而又能琴瑟和鸣的女子。可是,理想的佳人又在何方呢?金庸不禁叹道:“念枉求美眷,良缘安在?”1959年,金庸黯然离开长城创办《明报》,在他的许多作品中,女主角都有夏梦的影子,而这种“恨不相逢未嫁时”的苦楚,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金庸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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