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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素质教育”与“应试教育”之争 根本就错了

发布者: admin | 发布时间: 2018-12-5 14:25| 查看数: 972| 评论数: 0|帖子模式

1996年,我写的《问题与主义》一书出版,其中一篇文章叫《教育有问题,但不是“教育问题”》。20多年过去,教育改革还是提倡用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,和20多年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,好像有人还认为退步了。

如果废除应试教育可以解决问题,那1895年就应该解决了,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大问题?我觉得,中国有一种现象,就是把太多责任加到所谓教育改革头上。

“素质”高低与“应试”与否不相关

我赞成素质教育,也认为目前的教育亟待改革。但我反对把“素质教育”与“应试教育”对立起来,也不赞成把“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”作为教改纲领。这样的提法并未抓住如今教育危机的实质,这样的纲领更可能误导教改。从逻辑上讲,“素质教育”与“应试教育”是两个不同分类,是不可比的范畴。

“素质教育”是就教育目的而言,它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。真要说对立面,就是其他目的的教育:

例如以培养某种信仰者为目的的神学教育(或者叫意识形态教育);

以培养好勇斗狠者为目的的尚武教育(或者叫斯巴达式教育),鼓励袁世凯称帝的杨度就认为,西方所有文明里唯一值得佩服的是斯巴达——斯巴达的教育不学别的,就培养战斗精神;

到了工业时代,很多人提倡所谓工具理性——信仰什么不重要,关键是得有知识,能把技术层面的事做好,于是就有以增加“工具理性”为目的的唯智教育;

还有一种教育,是培养忠诚于某些个人的奴性教育。这种教育说起来太难听,从来没有人把它当目标,但秦始皇的体制大量培养了这种人。



(左)托马斯·阿奎那(1225-1274),欧洲中世纪经院派哲学家和神学家。
(右)圣·奥古斯丁(354-430),早期基督教的神学家、哲学家。 Carlo Crivelli & andro Botticelli
在教育目的上讲,素质教育是要反对唯神学教育、唯尚武教育、唯智教育、奴性教育等等,如果我们的教育只是培养这样一些人,那就彻底失败了,但这和考不考试完全两回事。

“应试”则是就教育过程而言,是成就评估、资源竞争、资格认证的一种测量手段。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一个教育家说教育是为了应付考试,但是考试仍然很重要。如果回避了考试,有什么可以替代?也就是说,和应试并列的其他选择是什么?

第一,以个人赏识(而非分数)为标准的“伯乐相马”,是不是人才,伯乐说了算;

第二,以长官意志(或以可轻易“强奸”的民意)为标准的“推荐、保送”,“文革”期间考试废除了,人才在“推荐”“保送”中产生,结果上来的基本是干部子弟;

第三,以出身为标准的“种姓教育”“成份教育”(九品中正制就是强调出身),这种制度在中国至今还有,以农民工子弟不能在城市参加高考最为典型,这就已经不是应试教育了;

第四,以财力为标准的商业化教育,所谓贵族学校收费很高,有钱就上,没有钱就别上。以上四点都是可以和考试并列的测量手段。

伯乐相马

所以,作为测量手段的应试和作为目的的素质教育,完全可以交叉、重叠,但把这两者并列起来比较,甚至说哪个好、哪个坏,没有意义。应试从来没有作为教育目的,它只是一种测量手段,各种目的的教育都会采用这种手段。

通常认为,科举制是应试教育的典型。在科举制以前,中国有察举征辟制(重推荐)、九品中正制(重出身),它们不是应试教育,但就教育目的而言,它们和科举制本无本质区别,都是为皇上培养官僚,或者说是找奴才。

从为皇上找奴才这一教育目的而言,科举制胜过了察举征辟制、九品中正制,但它们都不是为了社会进步,也不是为了老百姓服务。这些奴才为皇上管理老百姓,叫做“牧民之官”,意思是说老百姓是一群羊,皇上需要找放牧的人。基督教也有这个说法,所以传教士叫做牧师,老百姓都是上帝的羊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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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绘画中描绘的科举时殿试的情形

“文革”时期的教育改革的确针对应试教育,甚至把高考都废除了,大家知道是什么后果,人们的素质提高了吗?当然没有。那种废除考试,实行“推荐”、“保送”、政审和论出身的一类招数,是集黑暗的九品中正制、种姓制与异端迫害制之大成,比传统科举制更糟糕。现在又有人说中国的教育要摆脱考试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跳出这个循环呢?

“素质”有无客观标准?

“创造力”能否教得出来?

人们常说,中国的教育只重视教授存量知识,使得中国人只会背书,扼杀了人的创造性。尤其是最近,中国跟美国关系搞不好,使得这一弊端很突出。以前我们不能创新,可以用别人的,现在得靠自己了。

这就有一个问题:创造力能教出来吗?老师能教学生知识,教学生怎么做人,但是怎么教学生有创造力?如果不能教,那么创造力是怎么来的呢?

有人说,应试教育强调用“客观标准”来考学生,束缚了学生的思想,妨碍学生提高“创造力”。这种批评不是没有道理。

科举制在前期实行的是策论,主考官出一道治国方面的题,让考生自由回答。看起来是一个好制度,鼓励真才实学,实行起来发现问题很大。因为策论不可能有标准答案,大家很容易创新,很容易有自己的主动性,这就容易形成帮派。

简单来说,如果考官是左派,他就把左派的文章评成优秀,右派的文章都不及格。反之也一样。这样一来,皇上最忌讳的事情就发生了——朋党。那怎么办?只有用客观标准,尽量排除主观。如果所有精力都搞这个,的确束缚了学生的思想。

问题是,从这样的批评中是否能推出一种新的选择?如果要在考试中体现出创新,我觉得没有办法考,创新凭借什么打分?假如教育要提高人的素质,以什么标准判断人的素质是否提高?如果没有标准,我们凭借什么说如今的教育不行?可能的新式教育,又凭借什么判断人们的素质是否提高了?

如果素质的高下可以用客观标准来考核,那么这种客观标准同样会束缚学生思想,造成与所谓应试教育类似的弊病。假设我们把数学考试、语文考试、外语考试全部取消,只考一门叫做“素质考试”,那结果什么样?考试的弊病照样都会存在。

除非把客观标准改为主观标准,所谓主观标准说穿了就是推荐制、评审制,实行这些制度的前车之鉴我刚才已经讲过了。如果没有任何标准,谈素质又有何意义?

如果要考试,客观标准不能不要,但是,这样那样的客观标准能不能成立,才是关键所在。有些所谓客观标准根本就是错的,不是教学生知识,而是教学生谬误。

我们的教育要有一个客观标准,而客观标准只能建立在存量知识的基础之上,它的确不一定能促进增量知识,或者提高创造力,但是“不一定”并非“一定不”。

你读了大量的书,不一定有创造力,可如果你不读书,肯定没有创造力。人类的知识创造是一个积累与飞跃相结合的过程,没有存量知识,一定不可能有知识的创造力。

牛顿、爱因斯坦等都说过他们是站在前人肩上之类的话,任何真知的创造都不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想脱离源头,脱离前人去搞那种拍脑瓜的创造,基本上只能创造出“水变油”“永动机”。这样的伪创造、伪创新之所以可以盗名欺世,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缺少存量知识,才会上那些骗子的当。这样的事,现在还不断发生。


1946年,Lincln University,爱因斯坦和学生们在一起。 John W. Mosley

那么,知识怎么从存量中产生增量的?


知识的创造机制本身就是很大的学问,在西方叫科学哲学。科学主要是理科的概念,如果把文科也联系在一起,我们不妨把它叫知识哲学。科学哲学有很多流派,波普流派强调证伪,库恩流派强调范式变革……

这些观点不管我们同不同意,但有一点很清楚的:他们谁也不认为知识的创造(或者人的创造力)能够在课堂上教出来。如果物理、化学、生物不一定能够给大家带来创造力,那专门教一门知识创造法,或者创造力学如何?我对此不抱希望。

与科学创新相比,文学创造更能自由发挥,数学需要严格证明,文学连神话都可以编。既然文学更不受所谓存量知识的影响,文学创造也不是能教得出来的。

曾经有人问鲁迅先生能不能把成为文学家的经验写成一本书,教大家如何成为文学家。鲁迅先生说,关于《小说作法》之类的书已经很多了,但他不知道哪个小说家是看了这些书学会创作的。

自然科学的创造性比小说创造受到更大的约束,不是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”。我相信爱因斯坦肯定读过、考过经典物理学,但是绝对不会读过相对论创造学。读过、考过经典物理学的人,很少成为爱因斯坦,但是想从相对论创造学中学做爱因斯坦,更是缘木求鱼。

所以,埋怨今天的学校只教存量知识而不教人如何创造知识,虽没有说错,但是并没有意义。因为,学校根本没有办法教人怎么创造知识。

当然,我前面已经讲过,如今所教的“存量知识”究竟是真知,还是“存量谬误”,这是真正的问题。我还要说,有很多存量知识不是教得太多了,而是教得太少,甚至根本没有教,比如关于公民权利的基本知识。

民国年间,很多地方在小学就开设《公民课》,教孩子从小做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民,不是一切都听皇上的传统臣民。《公民课》强调现代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教育、基本伦理教育与民主法治教育。

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底线伦理教育,不一定强调什么东西是最好的,但是应该教育大家什么东西是最起码要做到的。

举个最简单的例子,保护私有财产就是提倡大家要懂得——这个东西是我的,那个东西是你的;你不能抢我的,我也不能抢你的。有些人很霸道,认为“我的是我的,你的也是我的”,随意抢别人的东西,那不等于抢劫吗?市场经济不能容忍霸道的人,如果我想要你的东西,你想要我的东西,我们之间只能交换。

为了治霸道的人,首先要讲每个人都有不能侵犯的公民权利。大公无私、自愿捐献当然很好,但前提是自愿,不能强迫别人大公无私。没有这个底线,这个社会就会把抢劫,尤其是有权的人抢劫无权的人当成理所当然的事,比如我有权就可以拆你的房子,把你赶走。在这些方面,的确有很多存量知识应该教。

回来讲创造力从哪来。

第一,社会要为创造提供尽量大的自由空间(经济上的自由竞争、学术上的自由讨论、思想上的自由争鸣等等)。知识创造、人的创造力首先不是教育体制问题,而是社会体制问题。创新是社会培养出来的,一个成功的创新机制其实就是一个成功的社会机制,这就是我讲的“教育有问题,但不是‘教育问题’”。

第二,社会要能对各种创造进行理性选择。有了自由之后,是不是就有正常的创造力?当然也不是。曾经有一个时代,中国非常鼓励创造,叫做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”“不怕做不到,只怕想不到”,但是社会需要能带来好结果的有效创新,不需要胡思乱想的伪创造。

有充分鼓励创新的自由环境,又有良好的创新鉴别机制,还怕国人缺少创造力吗?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发挥人的创造潜能,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社会机制,至于他们的教育到底有多少培养创造力的奥秘,我是很怀疑的。

“应试”作为手段:

最无奈而又最“不坏”的选择

如果取消应试,代之以出身等测量手段,结果只会更遭。应试的确给人造成很大压力,根源何在?有人说主要在于教育资源不足,以前为了考上大学,真是不惜一切。

后来高校扩招,大学越办越大、越办越多,高考录取率越来越高,教育投入也在增加,但是竞争仍然是很强烈。道理也很简单,人往高处走,好的大学人人都想上。

当然,中国还是缺一块资源——民间资源,美国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私立大学,这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缺陷。不能说官办教育一定搞不好,德国、日本也是以公立大学为主,但是他们同样强调学术自由。

最后我讲一下重点学校的利弊。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,在不民主的时代,重点学校就是“贵族学校”,你要想上,要么有身份,要么有钱。民主时代靠分数。

我觉得,通过考试制度形成一些所谓重点学校,其实是难免的。只不过,要改变它带来的弊病,需要在民主条件下合理配置教育资源。

老实说,西方也有聚沙成塔,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。另外我还要说,每一个教师,本身也是一个公民。我们除了在学校,还有在社区、家庭和社会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。看起来不是教育领域的事情,其实对解决教育问题也是有意义的,中国的教育问题,从来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。

文丨秦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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